早晨从一处阳光明媚的梦境中醒来，梦里是一个没有课的下午，我独自骑着自行车在学校里乱晃。风吹得银杏叶簌簌作响，远方似有绵亘的冰雪。日光折返，透过瓦蓝的天空笼罩一切，把人身上所有的沉重与淤痛都晒化了，只剩下一种暖洋洋的氛围将我与墙外那个庞然巨物阻隔开来。惘然间，我突然发现距离那样的日子也不过就两年而已。

从2016年入校，到2023年毕业，我的人生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时间都在燕园里度过。高考填报志愿时，我国经济正处在从高速增长换挡至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大势使然，如声声战鼓，传导至大学专业的选择，让环境科学也成为热门——我便这样进入了城市与环境学院，在环境科学这一行做了7年的“学徒”。

当年的城环学院，对于环境科学专业人才的培养思路别具一格。环境科学作为一门理学，以研究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为核心，探究的是人类社会发展活动与环境演化规律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门构建人与环境协同演化模式及持续发展途径的科学。由于以地学为立身之本，城环的环境科学体系，总是贯穿着大气、植被、土壤、水系等宏观尺度的独特广角视野，力图将地理母学移植进种种环境问题的起源、经过、去向与解决方案，因此需要把地理、化学、生物、物理等基础学科知识的交叉点据以为根基，建造起这座兼具复杂系统与时空跨度的学术大厦。

在这样的背景下，直接与环境科学相关的课程其实在培养计划中占比并不高。大一的时候我们并未细分专业，均以“自然方向”录取，能够在一个相对宽阔的范畴内自由地探索学术兴趣。而我选修了一门名为《环境科学概论》的课，受授课老师王学军教授严谨的治学风格与平实的施教理念感染，自此便开始了与这门学科的不解之缘。从本科毕设到硕士课题，我都在王老师的指导下完成。

尝试从事学术对于一个“小镇做题家”而言是十分艰辛的，因为科研并不存在标准答案，看重的是质疑精神与探索能力，而这些都不是常规应试教育所能够培养或训练出来的。我能够顺利毕业，全然离不开王老师和系里其他老师的耐心鼓励和悉心教导，以及同门师兄弟姐妹的陪伴与帮助。2019年疫情暴发时，我正处在本科毕业季，所幸此前已经随课题组做了一些实验，能够在客观条件极其受限的情况下交足本科毕业所需的工作量。而我当时才算正式踏进这个世界的门槛，往里窥见的是一棵正在成长中的知识树，它那深不可测的精密结构与尚未填补的大片空白让我望而生怯——但其中一根新生枝条的末梢已沿着课题组此前搭建的脉络抵达我的手里，宛如一个具有生命的接力棒。

我的课题研究对象是世界第三极，盘踞着旱寒气候的青藏高原。这里杂陈着森林、草甸、草原、苔原、荒漠、冻土等迥异的地形地貌，附着其上的植被类型也在经纬、海拔、光照、降水、温度等条件构成的坐标系中大相径庭。由于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极端独特，其自然环境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较少，可以看成一方未经过多污染的参照系统的净土，能够对比研究一些经受长距离运输的污染物在全球范围内的迁移行为及最终归趋。而植物是大气与土壤之间的一种介质，既可以成为污染物的中转站，也可以视为背景值的记录者，因此被我选择作为硕士论文的核心角色。地图上，这一块四至边界形似鲸鱼的区域，承载起了环境科学领域相当分量的学术价值。

在老师的鼎力支持下，我头一次自主制定并实施自己的实验计划，其中最重要也是最首要的一步便是采样。为了获得更具代表性和稀缺性的样品，我们选择了一条平均海拔超过4600米的采样路线，跨越拉萨、日喀则、阿里、那曲、山南等地市，覆盖了绝大部分的主要植被类型。采样的过程很苦，高原反应时时侵扰着我们的健康体征。由于需要避开各种人为污染，我们不仅必须在远离人烟的荒野设置采样点，而且每驱车到一个位置就得徒步到远离交通线的地方才能采样。最夸张的一次，我们停在海拔接近7000米的盘山路上的一个点位。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都只是静静地工作，每一张紧抿的嘴唇都呈现出缺氧的灰紫色。在紧张的工作节奏中，念青唐古拉、冈仁波齐、玛旁雍错等美丽的雪山与湖泽，也都沦为远方虚化的陪衬，与太阳在高原所特有的冰雪反射出的刺眼光芒交融在一起，构成一派模糊的取景底色——唯一的焦点，只有手中的样品。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老师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我们的情况，队伍里最有野外科考经验的师兄，每一天都在向他报平安。直到我论文完工、答辩通过、文章发表、离开学校、进入职场，老师和同门对我的关照，都一直与最美好的那段记忆相伴，在每次个人理想与社会现实发生摩擦冲撞乃至将要破碎的时刻，都将我稳稳接住、轻轻托起。

毕淑敏的小说《阿里》中，女兵将孩子们寄来的向日葵种在边境线上。在她们的精心呵护下，这种热带植物居然在寒冷的高原上绽放出花朵，倔强地向太阳展示它的生命力。从象牙塔般的燕园毕业以后，我飘落到近2000公里以外的城市，稀释在茫茫人海——但那7年光阴所浓缩留下的人格印记，将永远如太阳一般，引导我朝着最明亮最正直最昂扬的方向前进。

（作者：周韫卓，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2023届硕士毕业生）